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

王小卫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所在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行政审判“参照适用”行政规章，这不但是《行政诉讼法》的明确规定，也是当前法学界通行的观点。一般认为这里的“参照适用”是指人民法院在对行政案件进行司法审查时对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规章参酌、鉴定之后，决定是否适用。按照这个解释，“我们可以理解为，如果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根据符合法律的规章作出的，人民法院就应当适用该规章，判决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如果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根据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原则精神作出的，人民法院就可以不适用该规章，判决撤消原具体行政行为。”①由此可见，基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处于行政审判中的“参照”地位而其作用仅在于：当法院通过司法审查，在认定行政规章合法有效的基础上“参照适用”，从而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作出裁判。

这种通说观点，究其实质，只是在行政规章合法有效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在行政规章被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查认定为不符合法律、法规时则会产生诸多问题，使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参照适用”行政规章之法律规定及由此推导出的各种论断均难以自圆其说。

下面就有关因《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及由此推导出的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所导致产生的诸多法律疑问略作探讨。

问题一：如何认定行政规章是否符合法律、法规。

有关行政规章的适用问题，总是在具有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依据行政规章作出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过程中产生的。即人民法院在此情况下，必须作出是否适用作为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规章的决定。一般的学术观点总是拘泥于人民法院对是否适用行政规章是否具有完全的自决权，即认为法院在对行政规章进行司法审查后，若行政规章符合法律、法规或有法律法规的依据，则必须使用该规章，反之则必不得适用该规章。这属于法制观念淡薄时期，人们对法律规定的理解不深刻所产生的问题。而对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所涉及的实质性问题则少有人论及。这就是究竟该如何认定行政规章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对此，法律及行政法规没有做任何形式的条文规定，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未对此作出确切的说明。此问题，我们可以从下面两个层面来具体分析。

其一，认定作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适格主体是谁？这个问题似乎不难解答。因为依《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可以参照行政规章。这里实施参照行为的主体无疑是人民法院，而且也只能是人民法院。根据通说认为的“参照”即审查行政规章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那么据此即可得出结论：在行政主体依行政规章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引起的行政诉讼中，认定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唯一适格主体应是受理审理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

其二，认定作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标准应是什么？是确认制定行政规章的主体是否适格，是看行政规章所确定的条款内容是否合法，还是考虑行政规章的制定是否有一定的法律依据？《行政诉讼法》及其相关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均未对此作明确的规定。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条文规定，故在司法实践中，只能由人民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来解决了。而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是否适用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这必将产生扩大司法自由裁量权与缩小具体行政行为稳定性的双重不利后果，对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必将产生极大的消极作用，并有司法权干预行政权之嫌。这一问题是由《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司法机关在审理行政纠纷案件时“参照适用”行政规章之规定本身所导致产生的，故在现有的法律、法规框架内是无法予以妥善解决的。

问题二：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对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认定，是认定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所涉及的那部分，还是对行政规章整体内容的全面认定呢？

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行政规章的行政案件时，必须对是否参照适用行政规章作出明确的认定，而决定是否能“参照适用”的前提是认定该涉及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所依据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这就必然涉及到对涉诉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作出整体的认定，还是仅就与行政诉讼案件有关联的局部内容作出是否合法有效的认定问题。这在现行法律、法规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同样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规定。对此，我们可以作以下两个假设予以更进一步的分析。

假设一，规定对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认定是对行政规章整体内容的认定。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只要被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依照行政规章作出的，则人民法院就可以据此对该行政规章进行全面整体的司法审查，并进而认定其是否合法有效，能否在对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裁判中适用。这样则人民法院对涉诉的行政规章就具有进行全面审查的权利。如此，则会导致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依据的行政规章中与该正在审理中的行政诉讼案件有关的那部分内容经审查是有法律、法规依据且合法有效的，而与该案没有直接关联的该行政规章的其他部分的内容经审查缺少法律、法规依据或因违法而无效，那么人民法院就应该认定该行政规章无效，并决定在行政审判中对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规章不予“参照适用”。而现实中，行政规章因其制定主体的级别较低，程序不规范而存在着诸多的违法现象。如此全面审查，则合法有效而可以“参照适用”的行政规章寥寥无几。这必不利于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行政主体实施行政管理活动。故该假设在现实中操作的价值并不大。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对涉诉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审查不应是整体内容的审查。

假设二：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认定仅是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所涉及的那部分内容的审查认定。由此我们同样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人民法院在决定是否适用行政规章前对行政规章依法进行审查时，只能对被诉的具体行为行为所涉及的那部分内容认定是否合法有效，而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涉及的内容则无权进行司法审查。据此，如进一步推论，若多个相同或不同、相关或不相关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分别所依据的同一行政规章之各部分的内容在行政诉讼中分别被人民法院审查认定为不符合法律、法规，那么，在此假设条件下亦不能对该行政规章作出整体违法无效的定论。这样的结果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法律意识和制度所不能容许的。

既然这两种假设经推理论证均行之不通，那么是否有第三条路或者其它更便捷的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是没有行之有效的第三条路可走的。该问题是基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不合理之规定而产生的。

问题三： 在行政诉讼中因人民法院确认据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规章因违法无效而导致行政主体在该诉讼中败诉，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由此则产生这样一个矛盾：部分行政相对人因不依行政规章的规定行事，被有权行政主体依该行政规章作出相应的处罚决定，若该部分行政相对人对此处罚不服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又依职权审查认定该行政规章因违法而无效，并判决依该行政规章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那么相应的，这部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通过诉讼途径得到了法律的保障。而另一方面，其他的行政相对人却因充分信赖该行政规章的合法有效性而按照行政规章规定的要求履行了该行政规章对其设定的法律义务。这样，当该行政规章在被前一部分行政相对人提起的行政诉讼中被人民法院经审查认定为违法无效，则遵守并依据该行政规章履行义务的那部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就因人民法院确认该行政规章违法无效而作出的判决所侵害。此时，这部分行政相对人虽然也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就其整体来说，这种状况导致产生了很低的社会的诉讼的效益，仍是不可取的。因为，首先对行政相对人而言，无论其是否遵守该行政规章并履行该行政规章规定的义务，他的合法权益仍将遭受必然的侵害，而他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次就行政主体而言，他依该被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通过司法审查确认为违法无效而决定不予“参照适用”的行政规章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就必须对所有的行政相对人，包括依据该行政规章行事和未依据该行政规章行事的行政相对人，均承担不可避免的败诉的法律责任，而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

那么，如此不合理之结果是如何产生的呢？通过在问题三中的分析，行政规章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范畴，与在行政诉讼中受人民法院合法性审查的双重身份决定了这种矛盾的产生。

首先，按照有关抽象行政行为的理论，行政规章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的范畴。《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又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规章”。同时根据宪法第九十条的规定，制定行政规章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即只有当法律、行政法规对某一行政管理事项已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有权机关才能据此制定相应的行政规章。否则，行政规章就是不合法的。行政规章的这种法律性决定了人民法院在参照适用行政规章时，应首先对行政规章进行司法审查，审查被诉的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行政规章的制定程序及内容（包括主体、权限、内容、程序）是否合法，以决定是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依照“制定行政规章是抽象行政行为”的认定，则行政规章具有一般规范性法律文件所共有的特征：即确定性、强制性和不可诉性。而依人民法院在决定是否适用行政规章前，应首先对行政规章进行审查的观点，则行政规章又具有可受司法审查性。而这两者本是不相融的。这种不合理现象产生的原因，完全是由《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不合理之规定所导致的。

问题四：《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使得依行政规章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这必将导致行政行为缺乏相对的确定力、拘束力及执行力，从而使具体行政行为的目的很难在正常途径及条件下得以实现。

“行政行为的作出必须有法定的依据”②，是指行政行为作出时应具备明确的法律、法规或规章依据，并且作到适用法律、法规及规章正确。由此可见行政规章是可以作为行政主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的。也就是说行政主体可依行政规章作出合法有效的具体行政行为。就一般看来，所有行政行为都具有“确定力”、“拘束力量”、“执行力”的效力。结合前面的论断，我们可以得出如是结论：行政主体可依据行政规章作出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的具体行政行为。这个结论不但是一般的行政法原理推论所得出的必然结论，而且也是确保行政主体依据数量庞大的行政规章作出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并能实现行政管理根本目的之具体行政行为的理论根据。简言之，行政主体依据行政规章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换句话说，就是依据行政规章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确定力、拘束力、执行力是建立在作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规章之上的。那么假设此处的行政规章的效力是不确定的，那又会如何？

行政规章是行政主体依行政规章行事时的基础和依据。若此基础动摇了或者说作为基础的行政规章是否有效成立是不确定的，那么必然会导致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确定力、拘束力、执行力荡然无存。也就是说，行政主体依据行政规章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在被提起行政诉讼，由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予以确认前是没有确定力保障的。如此则势必会影响行政主体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进行行政管理目的的实现，使行政管理行为处于社会公众及司法的不信任状态下，这是建设现代化的法治社会所不容许出现的。

问题五：人民法院在涉及到行政规章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案件中有权对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进行司法审查，而行政规章同时又是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重要依据之一，只是否会导致使人民法院具有了行政立法权呢？

行政立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活动。故行政立法是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利和行为，显然与人民法院无涉。而对《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可引申解释为人民法院有权确认国家行政机关通过法定程序确定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并在行政诉讼中决定是否“参照适用”。虽然法学界一般认为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为司法对行政立法的监督。但笔者认这是不够严谨的论断。其实这里人民法院对行政规章进行司法审查的实质是确认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并决定其是否可在行政审判中予以适用。而“人民法院对行政立法的监督”则是指人民法院通过审查，如果认为相应行政规章违法越权或违反法定程序和法定形式，就可以向相关行政机关或其上级行政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提出撤消或改变的建议。故此可认为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对涉案的行政规章进行是否合法及直接决定是否适用的监督方式，已超越司法对行政立法监督的合理界限，在本质上构成越权。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虽被定义为“参照适用”，但行政规章作为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其制定程序却是有着严格的法律、法规依据。即它在经历了规划起草、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应交送政府主管机关而非人民法院或其他国家机关进行审理、核查，并由行政主管机关的正式会议而非人民法院或其他国家机关讨论通过，最后还须行政机关的行政首长签署发布并需备案。在这些法定程序中，并没有那个环节提及人民法院在行政规章的制定、发布及生效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可以肯定的说，人民法院依《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对行政规章进行司法审查的根本实质是对行政立法的越权干预。

通过前面的分析论述，可以看出，把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置于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的“参照适用”，在理论及实际操作中有诸多疑问难以解决。故实有必要讨论重新构建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笔者为此特提出如下思路，以供讨论。

行政规章的制定作为一种抽象行政行为，致使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性质属“法律适用”的范畴。而正是行政规章的这种属性，导致了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作用的混乱。所以要重构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就有必要对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性质予以矫正，进而作出新的定性。
重庆市人民政府


重庆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
重庆市人民政府


（1994年11月10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64号发布自1994年12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征地管理，促进经济发展，稳定社会秩序，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征用集体所有土地（以下简称集体土地）的，其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均按本办法办理。
第三条 征用集体土地应贯彻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的基本国策，严禁乱占滥用耕地，严格执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发展经济与稳定农业基础的关系以及开发规模与城市增容之间的关系。
第四条 征用集体土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征用土地的审批权限按国家、省、市的规定执行。因征地实行农转非的，有关手续须向市人民政府报批。
第五条 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加强对征地工作的领导，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实施本辖区内的统一征地及征地后的拆迁、补偿、安置工作。
劳动、民政、计划、公安等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国土部门做好征地的有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要积极协助国土等有关部门完成征地工作任务。
被征地单位应服从建设的需要，支持征地工作的实施。

第二章 征地
第六条 征用集体土地应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严格执行年度建设用地计划。
第七条 征地工作必须坚持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安案同步原则，保证各类建设及时用地，妥善安置被征地单位及其人员的生产和生活。
第八条 征用土地按以下分类办理：
（一）列入国家计划的建设项目，按项目征用土地；
（二）城镇或工业建设综合开发以及土地整治的项目，按年度用地计划成片征地。成片征用，应视建设进度，由国土部门划拨或出让；
（三）新辟交通线路、兴办重大公共事业等用地，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可对集体土地实行预征。预征土地，应向被预征单位支付不低于总补偿费5％的预征费。
第九条 征用土地程序：
（一）建设单位持批准立项、年度建设计划或土地开发整治计划等征地文件向所在区市县国土部门提出用地申请；
（二）国土部门受理征地文件后，根据建设需要、规划要求，组织调查勘测，确认土地权属，界定拟征范围，测算征地费用，并拟定征地方案，按审批权限报人民政府批准后，发出征地通知书。
第十条 国土部门在实施征地工作中，按照分级负责或联合办理的原则进行，并实行统征包干办法。
第十一条 建立社会发展统筹基金制度。统筹基金来源按市区每亩3000元、其他区市县每亩2000元的标准，向用地单位收取。具体办法由市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三章 拆迁
第十二条 征地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附着物（以下简称建构筑物）的拆迁均应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建构筑物，在人员安置、补偿兑现后1个月内自行搬迁；
（二）经确认需搬迁的企业，按搬迁补偿协议规定时限，自行搬迁；
（三）属个人的建构筑物，自搬迁通告之日起15日内或安置用房交付后15日内自行搬迁；
（四）违法占地或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用地上的建构筑物及租用集体土地修建的建构筑物，由国土部门限期无条件拆除。
第十三条 征地范围内的企业拆迁，按本办法第四章的规定实行经济补偿。
征地范围内非居住房屋的拆迁，被拆迁人有土地使用权证的，按本办法的规定，实行经济补偿。
征地范围内居住用房的拆迁，被拆迁人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安置住房。
第十四条 住房安置采取购房、租房和自行建房等方式进行。具体住房安置办法另行制定。
第十五条 因建设需要，被拆迁人提前搬迁进渡的，由国土部门按照规定给予过渡补助。

第四章 补偿
第十六条 征用集体土地应依法向被征地单位支付征地补偿费。征地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青苗、附着物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合并为安置费并按照本办法第五章规定的条件和标准付给，用于发展生产、安置人员，不得移作他用。
青苗、附着物补偿费，按照实际损失、合理补偿的原则，依照本章规定的标准付给。
第十七条 青苗、附着物补偿标准由市国土局和县（市）人民政府制定，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其中农田水利设施、林地上的林木及附着物补偿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八条 征地补偿费中属于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使用的部分，可以采取建立土地基金、农村合作基金会或实行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的办法进行管理，不得私分。
第十九条 征地范围内的企业具有土地使用权证和其他合法权证的，按下列规定进行补偿：
（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城市规划的企业，需要搬迁的，按重置价格进行补偿后，由企业自行搬迁。
（二）因被撤销、解散或其他原因终止的企业，按建构筑物补偿标准进行补偿；
第二十条 下列建构筑物不予补偿：
（一）租用集体土地和违法占地修建的建构筑物；
（二）建设用地预办通知书下达之日后抢栽、抢插的花草、林木和修建的建构筑物；
（三）超过批准使用期限或虽无规定使用期限，但已使用两年以上的临时用地上的建构筑物。

第五章 安置
第二十一条 征用集体土地，对被征地单位的农业人口按下列规定转为非农业人口（以下简称农转非）：
（一）被征地单位的土地被全部征用撤销单位建制，其人员全部农转非；
（二）被征地单位的土地被部分征用的，按照征用的耕地数量（按征地前一年年报统计面积计算，非耕地两亩折算为一亩耕地。下同）除以被征地单位征地前每人平均实际占有耕地数量计算农转非人数。具体农转非人员由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组织被征地单位按农户被征地多
少次确定。
第二十二条 被征地单位的实际人口以下达建设用地预办通知书之日在籍的常住户口（含现役义务兵和服有期徒刑、劳教的人员以及在政府批准征地之日前，按户籍管理规定由区市县公安机关批准正常迁入的人员、新出生人员）为准。
征地前非因法定婚姻或抚养（赡养）关系迁入且无农村承包地的人员，不予安置。
第二十三条 农转非安置对象：
（一）男满16至50周岁、女满16至40周岁（上限不含本数，下同）并符合就业条件的农转非人员，为就业安置对象；
（二）男满50周岁，女满40周岁的农转非人员为退养安置对象；
（三）16周岁以下人员，为抚幼安置对象；
（四）前述三项人员中，经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证明确实不能坚持正常劳动的病残人员以及孤儿、“五保户”，为病残安置对象。
征地前由国家统招统分的在校大中专学生，视为抚幼安置对象。
第二十四条 就业安置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公共事业、公益事业、国家重点建设的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用地，其人员就业安置，由劳动部门代表政府核发就业安置费，被安置对象自主择业；
（二）除前项之外的其他各类建设征用土地，用地单位承担安置责任，可采取多种途径安置就业，也可以参照前项办法办理；
（三）被征地单位自愿并有条件兴办经济实体的，符合城市规划，安置人数10以上的，承担安置责任的单位可以将就业安置费拨给接收单位，并按人平20平方米的标准划拨土地（政府核收征地成本费），用作修建生产经营场地，兴办经济实体，安置劳动力；
（四）被征地范围内的企业，符合城镇规划，不影响用地单位建设的，允许保留，但不予拆迁补偿，并主要用于安置农转非劳动力；
（五）征地前已受聘的农转非就业安置人员，本人自愿且用人单位同意留用的，可经劳动就业管理机关办理正式用工手续后，由承担安置责任单位将就业安置费拨给用人单位。
用人单位接收农转非就业安置人员后，从接收之日起5年内辞退的，全额退还就业安置费；5－10年辞退的，减半退还安置费；10年以上辞退的，不予退还安置费。
第二十五条 退养安置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全额储蓄式养老保险。即由国土部门将人均退养安置费全额交由人民保险公司，按照隼蓄式养老保险的有关规定，办理储蓄式养老保险；
（二）半额储蓄式养老保险。退养安置对象确有能力自力生活，由本人向国土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将安置费等额，分成两份，一半发给本人，作为自力生活补助费，一半按前项办法办理半额储蓄式养老保险；
（三）用地单位安置。用地单位与农转非退养人员签订安置协议，由用地单位自行安置。
第二十六条 退养安置储蓄式养老保险本金归己。在储蓄保险期间，如遇重大疾病、伤残、家庭遭受重大灾害事故或已领取保险生活补助费5年以上且生活特别困难的，提交有效的担保证明，可向户口所在地政府基层组织申请提前支取部分或全部本金。
第二十七条 抚幼安置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抚幼人员的父母为就业安置对象的，由其父母抚养；
（二）抚幼人员的父母为退养、病残安置对象的，一次性发给抚幼安置费。
（三）抚幼人员的们母有一方为就业安置对象的，一次性减半发给抚幼安置费。
第二十八条 病残安置由国土部门将安置费全额拨付民政部门，并由民政部门按现行规定统筹安置。
第二十九条 农转非人员中现役义务兵，由国土部门将其安置费一次性拨付民政部门，待其安置时，由民政部门拨付相应的安置费用。
农转非人员中服有期徒刑和劳教的人员，按征地时的年龄和其他情况分别作为就业、退养、抚幼或病残安置对象，计收相应的安置费用，交由劳动部门管理，待其安置时，再按实际年龄和其他情况分别计为相应的安置对象，并由劳动部门拨付相应的安置费用。
第三十条 农转非人员就业、退养安置费用，按人均18年乘以征地时市政府制定的当地月生活补助费标准计算。
病残安置费用，按人均18年乘以征地时市政府制定的当地月生活费标准计算。
抚幼安置费用，按抚幼对象的实际年龄至18周岁的年限差数乘以征地时市政府制定的当地月生活补助费标准计算；国家统招统分的在校大中专学生的抚幼安置费用，按征地时至毕业时的年限差数乘以征地时市政府制定的当地月补助费标准计算。

第六章 罚则
第三十一条 非法批准或越权批准征用土地或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办法的规定征用土地的无效，并追究主要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造成经济损失的，由非法批准或非法征地的单位或个人赔偿。
第三十二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实施征地有关工作中，受贿、索贿、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敲诈勒索的，由其所在单位、上级机关或有权机关给予行政行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克扣、截留、挪用或占用被征地单位和个人征地补偿费的，由市或区市县人民政府责令退赔，可并处非法占用额30％以下的罚款，同时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个人非法占用的，以贪污论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个人侵占、挪用或私分征地补偿费的，由区市县或乡（镇）人民政府予以纠正，并参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三十四条 被征地单位和个人拒不履行本办法有关规定的，由区市县人民政府裁定。
区市县人民政府裁定后，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被征地单位和个人仍不执行的，由区市县人民政府决定强制执行。
对坚持无理要求，阻挠和破坏征地工作，有扰乱社会秩序、妨碍公共安全行为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涉及的其他行政处罚及复议、诉讼事宜，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中的市区，指市中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和大渡口区。除市区外为其他区市县。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重庆市国土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1994年12月1日起施行
本办法施行前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事宜，仍按过去的规定办理；本办法施行后，本市过去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1994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