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公告
中国人民银行



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进一步对外开放，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决定，从1994年1月1日起，进一步改革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现公告如下：
一、实行外汇收入结汇制，取消外汇分成
境内所有企事业单位、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各类外汇收入必须及时调回境内。属于下列范围内的外汇收入（外商投资企业除外），均须按银行挂牌汇率，全部结售给外汇指定银行：
1、出口或转口货物及其他交易行为取得的外汇；
2、交通运输、邮电、旅游、保险等业提供服务和政府机构往来取得的外汇；
3、银行经营外汇业务应上缴的外汇净收入，境外劳务承包和境外投资应调回境内的外汇利润；
4、外汇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应结售的外汇。
下列范围内的外汇收入，允许在外汇指定银行开立现汇帐户：
1、境外法人或自然人作为投资汇入的外汇；
2、境外借款和发行债券、股票取得的外汇；
3、劳务承包公司境外工程合同期内调入境内的工程往来款项；
4、经批准具有特定用途的捐赠外汇；
5、外国驻华使领馆、国际组织及其他境外法人驻华机构的外汇；
6、个人所有的外汇。
上述范围内用于支付境内费用的部分，均应向外汇指定银行兑换人民币办理支付。
取消现行的各类外汇留成、上缴和额度管理制度。对现有留成外汇额度余额和前述允许开立现汇帐户范围以外的现汇存款，按以下原则处理：
留成外汇额度余额允许按1993年12月31日公布的外汇牌价继续使用。对汇率并轨前已办理结汇，尚未分配入帐的留成外汇额度，应在1994年1月31日以前办完入帐，也允许按1993年12月31日公布的外汇牌价继续使用。
前述允许开立现汇帐户范围以外的现汇存款，在实行结汇制后，可继续保留原有现汇帐户，只许支用，不许存入，用完为止。帐户内余额允许用于经常项目支付、偿还外汇债务或向银行结售。
二、实行银行售汇制，允许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有条件可兑换
在实行售汇制后，取消经常项目正常对外支付用汇的计划审批。境内企事业单位、机关和社会团体在此项下的对外支付用汇，持如下有效凭证，用人民币到外汇指定银行办理兑付：
1、实行配额或进口控制的货物进口，持有关部门颁发的配额、许可证或进口证明以及相应的进口合同；
2、实行自动登记制的货物进口，持登记证明和相应的进口合同；
3、除上述两项以外，其他符合国家进口管理规定的货物进口，持进口合同和境外金融机构的支付通知书；
4、非贸易项下的经营性支付，持支付协议或合同和境外金融、非金融机构的支付通知书。
非经营性支付购汇或购提现钞，按财务和外汇管理有关规定办理。对向境外投资、贷款、捐赠的汇出，继续实行审批制度。
作为一项过渡措施，改革初期对出口企业按结汇额的50％在外汇指定银行设立台帐。出口企业出口所需用汇及贸易从属费，持前述有效凭证，由银行在其台帐余额内办理兑付。出口企业出口所需用汇，超过台帐余额的部分，仍可以按国家规定的办法，持有效凭证到外汇指定银行办理
兑付。
三、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改进汇率形成机制，保持合理及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
实行银行结汇、售汇制后，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外汇指定银行是外汇交易市场的主体。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主要职能是为各外汇指定银行相互调剂余缺和清算服务。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由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国家外汇管理局监督管理。
1994年1月1日开始，实行人民币汇率并轨。并轨后的人民币汇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制。由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前一日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形成的价格，每日公布人民币对美元交易的中间价，并参照国际外汇市场变化，同时公布人民币对其他主要货
币的汇率。各外汇指定银行以此为依据，在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浮动幅度范围内自行挂牌，对客户买卖外汇。在稳定境内通货的前提下，通过银行间外汇买卖和中国人民银行向外汇交易市场吞吐外汇，保持各银行挂牌汇率的基本一致和相对稳定。
四、强化外汇指定银行的依法经营和服务职能
外汇指定银行办理结汇所需人民币资金原则上应由各银行用自有资金解决。国家对外汇指定银行的结算周转外汇实行比例管理。各银行结算周转外汇的比例，由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其资产和外汇结算工作量核定。各银行持有超过其高限比例的结算周转外汇，必须出售给其他外汇指定银行
或中国人民银行；持有结算周转外汇降到低限比例以下时，应及时从其他外汇指定银行或中国人民银行购入补足。
为使有远期支付合同或偿债协议的用汇单位避免汇率风险，外汇指定银行可依据有效凭证办理人民币与外币的保值业务。
各外汇指定银行要保持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按规定办理结汇、售汇和开户、存贷等业务，努力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服务费用，依法经营，公平竞争。
五、严格外债管理，建立偿债基金，确保国家对外信誉
对境外资金的借用和偿还，国家继续实行计划管理、金融条件审批和外债登记制度。为境外法人（含中资控股的机构和企业）借款出具担保，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境内机构对外提供外汇担保管理办法》办理。
为确保国家的对外信誉，必须加强外债偿还的管理，继续实行“谁借谁还”的原则。债务人应加强对借用外债项目的管理，提高项目的经济效益和创汇能力。国家鼓励和支持各地区、有关部门和外债较多的企业按债务余额的一定比例建立偿债基金，在外汇指定银行开立现汇帐户存储。

国家批准的专项还贷出口收汇，可以直接进入该帐户。专户资金只能用于对外支付本息，不得转移或用于其他支付。
债务人还本付息应从其偿债基金专户中支付，如发生困难，经外汇管理部门审查批准，根据借款协议，凭外债登记证和还本付息核准凭证，用人民币到外汇指定银行办理兑付。债务人要求在贷款协议规定到期日之前提前对外偿付的，须按规定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未办理登记手续的外
债和境内机构违反规定为境外法人借债提供担保引起的支付责任，各银行不得擅自为其办理对外支付。
已发放的境内金融机构自营外汇贷款，债务人可用创汇收入直接偿还，也可按贷款协议规定，用人民币向外汇指定银行购汇偿还。实行新体制后，境内金融机构借入境外贷款和吸收外币存款发放的贷款，仍采取贷外汇还外汇的方式，还款外汇按上述办法解决。
六、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管理体制仍维持现行办法
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收入，允许在外汇指定银行或境内外资银行开立现汇帐户。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家规定允许的范围内对外支付和偿还境内金融机构外汇贷款本息，可从其现汇帐户余额中直接办理；超出现汇帐户余额的生产、经营、还本付息和红利汇出的用汇，由国家外汇管理部门根
据国家授权部门批准的文件及合同审核批准后，向外汇指定银行购买。
七、取消境内外币计价结算，禁止外币在境内流通
自1994年1月1日起，取消任何形式的境内外币计价结算；境内禁止外币流通和指定金融机构以外的外汇买卖；停止发行外汇券，已发行流通的外汇券，可继续使用，逐步兑回。
八、加强国际收支的宏观管理
加强对外汇收支和国际收支平衡情况及变化趋势的分析、预测，逐步完善我国国际收支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制度，加强对收、付汇和借还外债的核销、统计、监督和管理，堵塞漏洞，减少、杜绝外汇流失。各有关部门应密切配合，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确保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顺利实施。



1993年12月28日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更优权利条款”
———1958年《纽约公约》评析

黄亚英＊
【本文发表于《法学杂志》2000年第2期】


1958年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主持下制定和通过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⑴(通常简称为1958年《纽约公约》)。截止1998年6月10日该公约40周年纪念日之际已有118个国家成为缔约国。⑵《纽约公约》已成为仲裁领域最重要的公约并被誉为当今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石(corner stone)。⑶
由于许多缔约国除参加该公约外，还制定了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有些缔约国同时还签订了涉及这一事项的其它双边或多边条约，因此在《纽约公约》的具体适用中便存在着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如何处理《纽约公约》与国内法以及其它条约的关系。对此公约在其第7条(1)款中规定：“本公约之规定不影响缔约国间所订立的关于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多边或双边协定的效力，也不剥夺任何利害关系人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法律或条约许可的方式及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⑷上述第7条(1)款2项(加着重号的文字)说明当事人在向《纽约公约》缔约国申请承认和执行某一公约范围内的仲裁裁决时，既可选择公约作为请求的依据，也可选择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有关国内立法或该国缔结的有关其它条约作为请求的依据。也就是说，“第7条(1)款2项的规定给了当事人一项自主权利，即他可以援引关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或双边或其它多边条约的规定申请执行某一仲裁裁决，从而不再以《纽约公约》作为申请执行的依据。”⑸研究《纽约公约》的著名专家皮特·桑德斯教授在解释公约上述条文时也曾指出；“公约进一步阐明了该公约将不剥夺任何利害关系人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法律或条约许可的方式及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换言之，如果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境内有效的国内立法或其它条约提供了比《纽约公约》更为有利和优惠的权利(more favourable right)，则申请执行裁决的一方便可援引和利用该项更为有利和优惠的规定并以此取代公约的相关规定。”⑹故此，公约第7条(1)款第2项的规定被称为公约中的“更优权利条款”(more-favourable-right-provision)。⑺
“更优权利条款”在处理公约与国内立法和其它条约关系方面有面有着重要意义。⑻例如，在某一国家申请承认和执行一项外国仲裁裁决时，该国既参加了《纽约公约》，同时又制定了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如果该裁决未满足公约要求的执行条件，则当事人仍可适用被请求国的其它立法使该裁决得以执行。否则，如果排他性地单独适用公约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那些不完全符合公约承认和执行条件的裁决将会被搁置。所以，“更优权利条款”是公约积极促进和支持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目标的又一具体体现，“它为无法适用纽约公约进行执行的案件开辟了新的执行依据。”⑼
关于公约中制定该条款的目的，德国科隆上诉法院曾在判例中作了如下的准确论述：“这一规定的理由在于避免剥夺当事人依据被请求国国内法律中更为优越有利的条件去请求执行其裁决。”⑽
从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有些国家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确比公约中的某些规定更有利于裁决的执行。例如，《纽约公约》第5条(1)款(甲)项明确将仲裁协议的无效直接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裁决的理由之一。相反，按照德国法律，如果仲裁协议的无效可以在裁决作出国通过撤销裁决的诉讼加以救济的话，则仲裁协议的无效不能成为在德国境内拒绝执行裁决的理由。⑾也就是说，从德国法中专门规定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理由的民诉法典第1044条来看，未将仲裁协议的无效作为拒绝执行的一项直接理由。在此情况下，当事人只能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向裁决作出国申请撤销该裁决，然后再以第1044条认可的裁决已被撤销这一理由要求拒绝执行裁决。这一点说明德国法与公约是不同的，它表明了德国法的规定比公约第5条(1)款(甲)项更有利于外国裁决在德国的执行。德国最高法院曾经有一个案子涉及到执行一项在南斯拉夫作出的裁决。本案中住所在德国的被告反对在德国境内执行该裁决。其反对理由是本案的仲裁协议仅被记载于双方中介人的笔记中，因而不符合书面形式的要求，是无效的。德国最高法院则驳回了被告的主张。法院认为，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044条，⑿除非外国裁决依其应适用的仲裁法(本案即南斯拉夫仲裁法)尚不具有法律效力，否则应在德国得到执行。同时南斯拉夫仲裁法规定，一项仲裁裁决作出后的30天内，当事人可以仲裁协议无效理由申请法院撤销该裁决。由于本案被告未向南斯拉夫法院申请撤销该裁决，所以该裁决按决定其效力的南斯拉夫法律已经生效，故被告反对执行的理由在德国法院是不能接受的。⒀法国最高法院关于“Norsolor V．Pabalk”一案的判决则是适用公约“更优权利条款”的又一典型案例。⒁本案仲裁庭是按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在维也纳设立的。仲裁庭认为自己无法选择某一合适的国内法适用于解决案件的实体争议，因而决定适用国际商人习惯法(International Lex mercatoria)并强调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由于仲裁案的被告一方败诉，因此被告向该裁决作出地的维也纳上诉法院诉请撤销该裁决。维也纳上诉法院认为本案仲裁庭未能很好地履行职责，无视国内法的选择适用而去适用国际商人习惯法；同时法院还认为国际商人习惯法是“其有效性值得怀疑的世界法”。因此该法院撤销了部分裁决。然而上述仲裁案中胜诉的原告则针对已被奥地利维也纳法院撤销的部分裁决向法国法院申请执行。如何对待原告的执行申请成为法国法院面临的棘手问题。按照法国和奥地利均已参加的《纽约公约》第5条(1)款(戊)项规定，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申请可因该裁决已在作出国被有关主管机关撤销或停止执行而加以拒绝。但是法国国内法在原则上未将“裁决被作出地国的法院撤销或停止执行”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理由。⒂最后，法国法院依照《纽约公约》中的“更优权利条款”批准了原告的执行申请。除法国和德国外，荷兰国内法律关于承认和执行境外仲裁裁决的条件也比公约更为有利和优惠。例如，《荷兰民事诉讼法典》第1076条(2)款规定，缺乏有效的仲裁协议不应构成拒绝承认和执行的理由，如果援引该无效理由的一方当事人已参加了仲裁程序并且在提出答辩以前，没有以缺乏有效的仲裁协议为由提出仲裁庭无管辖权的抗辩。⒃而《纽约公约》则没有出现类似于荷兰这样的规定。1994年12月荷兰鹿特丹的地区法院在“Isaac Glecer V．Moses lsrael Glecer”一案中涉及到承认和执行一项由以色列作出的仲裁裁决。⒄该案成为荷兰法院依据公约“更优权利条款”适用荷兰上述国内立法条文的很好事例。
通过对“更优权利条款”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公约该条款的存在和适用会给申请执行裁决案件中的被告造成预想不到的被动局面。例如，原告向德国法院申请执行一项针对德国被告的外国裁决，而作出该裁决所依据的仲裁协议按照裁决作出地国家的法律可能属于无效协议。但该被告未向裁决作出地国家的法院(或其它主管机关)提起申请撤销该裁决的诉讼，而是期望着将来原告一旦在德国申请执行该裁决时援引公约第5条(1)款(甲)项规定，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拒绝执行该裁决。被告的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原告不依公约而依“更优权利条款”援引对其更为有利的德国国内法申请执行该裁决时，被告反对执行的理由将不被法院所接受。而此时如果被告再向裁决作出国去申请撤销裁决，可能申请撤销的法定时限已过。⒅故对在仲裁中败诉并在象德国、法国、荷兰这样的国家拥有住所或财产的当事人来说一定要警惕对方当事人对“更优权利条款”的引用。
在研究“更优权利条款”时还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从公约第7条(1)款的文字表述来看，“任何利害关系人”都不能被剥夺“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法律或条约许可的方式及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这里的“任何利害关系人”一语引发了两个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究竟谁有权引用“更优权利条款”。也就是说是否只有申请执行的一方才能在公约和有关执行外国裁决的国内立法或其它条约之间进行选择适用?还是被申请人也有选择适用的权利?如果允许被申请人选择的话，他肯定会挑选可能导致拒绝执行的规定，那就意味着公约允许选择适用更便于阻碍裁决执行的法律或条约规定。⒆所以，尽管公约用语中的“任何利害关系人”在表面上看似乎是广义的，但它只能对申请执行方有意义。例如，对一些按《纽约公约》规定可以执行的裁决，如果改用某些国家的国内法则可能被拒绝执行。因为这些国家的国内法比公约规定的可执行条件更加苛刻和烦琐。⒇如果被申请人可以援引对其有利的国内法，则意味着这类裁决将得不到执行。这种结果的出现不仅与公约促进和支持裁决的执行这一宗旨相背离，而且也与前述的“更优权利条款”本身的目的(即使尽可能多的裁决得到执行)相抵触。著名专家A·范登伯格教授曾分析指出：“公约第7条(1)款事实上阐述了两项不同的权利。第一项权利是指当事人享受仲裁裁决利益的权利；第二项权利是选择更有利和更优惠的执行依据的权利(即更优权利条款)。而公约第7条(1)款实际上只将上述第二项权利赋予了拥有第一项权利的人。从原则上讲，拥有第一项权利即享受裁决本身利益的人只能是申请执行方；被申请人按裁决本身规定主要是履行义务而不享受权益(即未拥有第一项权利)。因此，从逻辑上讲，更优权利条款也只能由申请执行方引用”。（21）除学者们的观点外，将“任何利害关系人”限定为申请执行方的这一解释实际上也已得到实践的支持。一方面法院在现有案例中均认为申请执行方可依“更优权利条款”自由选择更加有利的国内法作为执行依据；另一方面目前尚没有一个关于法院支持被申请人引用“更优权利条款”去自由选择国内法的案例。总之，根据上述的分析，申请执行方可选择公约以外更有利于裁决执行的国内法作为执行依据；在此情况下，被申请人只能服从这一选择，他不能辩称由于公约对他更有利而主张适用公约。由“任何利害关系人”一语引发的第二个问题是：除了申请执行方要求引用“更优权利条款”外，受理执行申请的法院能否自行主动适用这一条款。对此法国最高法院在前述的“Norsolor V．Pabalk”一案中作了肯定的回答。（22）
在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方面，“更优权利条款”的产生还开创了国际条约与缔约国国内法相互关系中的新规则，即公约的规定并不具有超越执行地国国内法的效力。曾经有一家德国上诉法院在执行一项由罗马尼亚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时认为，《纽约公约》的效力优于德国国内法中有关执行外国裁决的民诉法典第1044条的规定。德国最高法院则纠正了上诉法院的这种观点。德国最高法院指出，由于公约第7条(1)款中包含了最优惠待遇原则(The rule of most favourable treatment)，该原则允许申请执行方选择以执行地国国内法为依据执行其裁决，因此《纽约公约》不具有排除适用德国民诉法典第1044条的优越地位。（23）
从中国目前实际情况来看，除参加了《纽约公约》外，我国国内立法中没有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专门规定。（24）因此，凡在中国以外的其它《纽约公约》缔约国境内作出的裁决，当事人申请中国法院执行时尚无法援用“更优权利条款”。但是，对我国涉外仲裁机构和按《仲裁法》重新组建的其它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如果一方当事人向缔结了《纽约公约》的外国法院申请执行该裁决时，则双方均应十分关注“更优权利条款”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利弊。另外，对在外国作出的涉及我国当事人的仲裁裁决，如果该裁决在其作出国和中国以外的公约缔约国申请执行时，同样可能面临着“更优权利条款”的适用问题。由此可见，对“更优权利条款”的研究掌握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注释
＊西北政法学院国际法教授、吉林大学国际法学士（1985）、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1988）。


1、 该公约的正式中文本载于《联合国条约集》第330卷(1959年)，第50—54页。我国于1986年成为该公约缔约国。
2、 Vivienne M．Ashman，New York Convention and China's One Country，Two Systems，New York Law Journal，1998。
3、Albert Jan van den Berg，The New York Arbitration Convention of 1958（K1uwer，1981），at P．1。
4、为使该条款的文字表述和理解更加准确，此处摘录公约英文本的相应条文以便参考：“Article VII(1)：The provisions of the present Convention shall not affect the validity of multilateral or bilateral agreements concerning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arbitral awards entered into by the Contracting states nor deprive any interested party of any right he may have to avail himself of an arbitral award in the manner and to the extent allowed by the law or the treaties of the Country where such award is sought to be relied upon．”
5、Albert Jan van den Berg，New York Convention of l958 consolidated commentary，Yearbook Commercial．Arb'n XXI (1996)，P．513．
6、Pieter Sanders，Commentary，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 Vol．Ⅱ(1977)，P．255 at P．263．
7、同注（5），at P．81．
8、限于篇幅原因，本文仅从公约与国内立法的关系角度去分析“更优权利条款”。
9、同注（5）。
10、Pieter Sanders, Court Decisions on New York Convention 1958 ，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 Vol.Ⅲ（1978）.
11、同注（5），at PP．514--515．
12、该条款的中文译本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全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28页。
13、同注（3），at P．89．
14、有关本案情况的介绍参见Alan Redfern and Martin Hunter，Law and Practice of Int'l commercial Arb．，2th Edition，Sweet & Maxwell 1991，at P．470．
15、法国国内法关于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理由主要规定在《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502条之中。该条的中文本参见程德钧、王生长主编《涉外仲裁与法律》(第二辑)，第36页。
16、该条款的中文译本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全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页。
17、该案的详细案情可参见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Vo1．XXI(1996)，at PP．635－637.
18、同注（3），at P．83．
19、同注（5），at P．514．
20、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341和1342条要求对出现在格式或标准合同中的仲裁条款须经书面形式的特别批准。这一规定比《纽约公约》第2条(2)款的要求更为严格。
21、同注（3），at P．85．
22、See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Vol．X1 pp．484--491．
23、See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Vol．Ⅱ(1977)，P．242．
24、关于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我国仅在《民事诉讼法》第269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