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协会


关于发布《证券公司反洗钱客户风险等级划分标准指引（试行）》的通知

中证协发[2009]110号


各证券公司：

为指导证券公司开展反洗钱客户风险等级划分工作，增强反洗钱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会员反洗钱工作指引》等法规文件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我会组织行业制定了《证券公司反洗钱客户风险等级划分标准指引（试行）》（下称《指引》），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现发布施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证券公司应当高度重视反洗钱客户风险等级划分工作，设立由高级管理人员牵头负责的客户风险等级划分工作决策机构，指定部门负责推进客户洗钱风险等级分类管理工作的具体开展，并建立完善公司内部反洗钱工作的信息交流机制。

二、各证券公司应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按照《指引》的相关要求，详细制定或修改完善客户风险等级划分标准及实施细则。

三、各证券公司应尽快建立完善适应客户风险等级划分工作要求的信息技术系统，应在该系统中全面、准确标识客户风险等级，以信息技术手段辅助完成等级划分工作。各证券公司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对原有的信息技术系统进行等级划分功能升级改造或者建立独立的客户风险等级划分系统。

四、各证券公司应加强对相关业务人员，尤其是对新入职员工在反洗钱客户风险识别以及等级划分相关知识方面的培训工作。

五、各证券公司在实施客户风险等级划分工作时应当遵循“新老划断”的原则，逐步进行规范，即自《指引》正式发布实施后，证券公司对于新开户客户的风险等级划分工作应与客户身份识别工作同时进行，并在建立业务关系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同时，应结合公司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对存量客户进行风险等级划分的工作计划，其中，对在2007年8月1日以后开户的存量客户的风险等级划分工作应在2009年内完成；对2007年8月1日以前开户的存量客户的风险等级划分工作应在2011年内全部完成。

六、对于缺失身份证件有效期限、职业等身份基本信息的客户，证券公司应采取要求客户补充身份资料、回访、实地查访、向有关部门核实等方式进行识别或者重新识别。证券公司采取上述措施后,由于客户的原因仍无法补齐客户身份基本信息的，应予以一定关注，适当提高风险等级，按照要求落实对该部分客户的等级划分工作。

七、各证券公司要高度重视《指引》中提到的国家有关部门、联合国等权威机构发布的制裁名单、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名单等相关信息的收集工作，应持续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尽可能详尽的相关信息，并保持适时更新。

我会将密切跟踪《指引》的施行情况，并将对落实情况适时组织检查。



附件：《证券公司反洗钱客户风险等级划分标准指引（试行）》


二○○九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公司反洗钱客户风险等级划分标准指引（试行）》.doc

附件：
证券公司反洗钱客户风险等级划分标准指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证券公司反洗钱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建立健全相关客户风险等级划分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中国证券业协会会员反洗钱工作指引》等规定，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客户风险等级划分，是指证券公司在反洗钱工作中，按照客户的特点或者账户的属性，对客户风险进行等级划分的活动。
第三条 证券公司应以风险控制为本，在审慎经营的基础上按照以下原则开展客户风险等级划分工作：
（一）全面性原则。证券公司应综合考虑客户可能涉嫌洗钱和恐怖融资的各类风险因素，对所有客户进行风险等级划分。
（二）分级管理原则。证券公司应根据客户不同风险等级，对其采取相应的风险监控措施。
（三）适时性原则。证券公司应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客户风险等级划分标准和客户风险等级。
（四）保密原则。证券公司应对客户身份资料、资金和交易信息、风险等级信息等予以保密，非依法律法规规定、客户同意或者因客户身份识别的需要，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
第四条 证券公司应按有关要求建立健全客户风险等级管理的相关制度，统一制定客户风险等级划分标准，并组织实施客户风险等级管理工作，明确公司各职能部门、分支机构及相关人员的管理职责。
第二章 客户风险等级划分标准
第五条 证券公司在制定客户风险等级划分标准时，应综合考虑洗钱和恐怖融资的各种风险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客户身份、地域、业务、行业、交易等风险因素。
风险因素是指引起或增加风险发生的机会或扩大风险程度的条件,是风险发生的潜在原因。
第六条 地域风险因素是指客户所属国家或地区的性质所隐含的风险因素。根据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中国人民银行等组织和机构的有关规定，客户信息中出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地域的，应当予以关注：
（一）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制裁、禁运的国家和地区，或支持恐怖活动的国家和地区；
（二）联合国等国际权威组织发布的制裁、禁运的国家和地区，或支持恐怖活动的国家和地区；
（三）缺乏反洗钱法律和反洗钱监管的国家和地区，如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认为缺乏反洗钱法律和反洗钱监管的国家和地区；
（四）贩毒、腐败或其他严重犯罪活动猖獗的国家或地区；
（五）被称为“避税天堂”的国家或地区；
（六）离岸金融中心；
（七）其他风险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
第七条 客户身份风险因素是指客户的自身特点所隐含的风险因素。根据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中国人民银行等组织和机构的有关规定，客户信息中出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的，应当予以关注：
（一）被列入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恐怖组织、恐怖分子、通缉罪犯名单及其他禁止性名单的；
（二）被列入联合国等国际权威组织发布的制裁名单、恐怖组织或恐怖分子名单的；
（三）外国政要及其家庭成员，以及其他与之关系密切的人员；
（四）因涉嫌违法违规案件被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通报的；
（五）因涉嫌洗钱、恐怖融资等犯罪行为被国家有关部门要求协助调查的；
（六）因交易行为异常被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等发函要求协助调查的；
（七）客户身份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客户资料的一致性明显存在问题的；
（八）办理业务所用的身份证明文件已经失效，未在合理期限内进行更新，且没有提出合理理由的；
（九）客户资产与客户年龄、职业等身份特征明显不符，存在疑点的；
（十）多个客户所留的通讯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或代理人信息相同的；
（十一）其他存在一定身份风险的。
第八条 行业风险因素是指客户所属行业的性质所隐含的风险因素。根据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中国人民银行等组织和机构的有关规定，客户信息中出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行业的，应当予以关注：
（一） 娱乐服务行业；
（二） 典当与拍卖行业；
（三） 废品收购行业；
（四） 未被监管的慈善团体或非盈利组织，尤其是跨境性质的；
（五） 其他风险程度较高的现金密集型行业。
第九条 业务风险因素是指客户所办理的业务或者购买的证券产品所隐含的风险因素。客户有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的，应当予以关注：
（一）第三方存管银证转账以外的大额存取款业务；
（二）异常的大宗交易业务；
（三）其他具有较高潜在洗钱风险的业务。
第十条 交易风险因素是指客户的交易行为特征所隐含的风险因素。客户有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的，应当予以关注：
（一）符合《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规定的可疑交易特征的；
（二）涉及大额股份或基金份额的转托管、账户撤销指定交易，频繁变更存管银行等；
（三）资产或交易行为与客户的身份、财务状况、经营业务等明显不符的；
（四）其他资金和交易异常且无合理解释的；
（五）一个月内多次触及可疑交易标准且每次都被确认为可疑交易的；
（六）客户跨地市交易的。
第十一条 证券公司在对客户进行风险评估时，除考虑上述风险因素外，还应结合以下因素，适当调整客户的风险等级：
（一）账户的资产规模和交易量；
（二）客户所处的监管体制和所受监管的水平；
（三）客户与证券公司业务关系持续的时间和联系的规律性；
（四）证券公司对客户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熟悉程度；
（五）客户使用中介机构或其他特定安排的情况。
第十二条 证券公司应当加强对客户风险评估方法的探索，采取主观判断与客观标准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考虑各项风险因素，科学合理地制定客户风险等级划分标准。客户风险等级至少应划分为高、中、低三个级别。
第十三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证券公司应将其列为高风险等级客户：
（一）符合第六条（一）至（四）项、第七条（一）至（五）项之一的；
（二）符合《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规定的可疑交易特征且被证券公司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告的交易行为，经过分析、识别后，有合理理由认为该交易行为及相关客户与洗钱、恐怖主义活动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有关的；
（三）其他经分析识别后被认为存在较高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的。
第十四条 证券公司在与客户建立业务关系、初次划分客户风险等级时，应与客户身份识别工作同时进行，并着重关注客户身份、地域、业务和行业风险因素；在持续性客户身份识别、调整客户风险等级时，除应考虑上述风险因素外，还应增加对交易等风险因素的关注。
第三章 客户风险监控措施
第十五条 证券公司应按客户风险等级对其账户给予相应的系统标识，并采取不同级别的风险监控措施，对较高风险等级的账户监控应严于对较低风险等级的账户监控，密切关注该类客户的资金和交易行为。
第十六条 证券公司应加强信息系统建设，借助技术手段做好反洗钱相关客户风险的日常监控及相关工作。
第十七条 证券公司应遵循了解客户的原则，按照相关要求对客户进行身份识别。对高风险等级客户，应当了解其资金来源、资金用途、经济状况或者经营状况等信息，加强对其金融交易活动的监测分析。
证券公司应建立健全客户业务办理审核程序，对不同风险等级的客户分别建立相应的审核程序，对较高风险等级客户的审核程序应严于较低风险等级客户。
第十八条 证券公司应对高、中风险等级的客户开展定期审核，审核内容至少应包括客户留存的基本信息资料、客户资料变更情况，客户资金和交易是否正常，客户回访是否发现可疑情况等，审核结果应予以记录。
证券公司对高风险等级客户应至少每半年审核一次。
第十九条 在持续监控的过程中，证券公司一旦发现可疑交易，应立即进一步组织分析排查，按照可疑交易报告流程立即向监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条 证券公司应在持续监控过程中，适时调整客户的风险等级。
对较低风险等级客户，证券公司在发现客户多次出现风险因素，或出现多种风险因素并存的情况时，应适当提高其风险等级，并实施更为严格的监控。
对高、中风险等级客户，证券公司在一段时期内经过严格审核未再次发现风险因素，或通过回访调查等措施发现客户交易特征均正常时，按审核程序可适当降低其风险等级，并采取相应风险等级的监控措施。
第二十一条 证券公司应当按规定妥善保管客户风险等级划分相关档案资料，并对客户信息予以保密。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证券公司客户风险等级划分标准及其相关内部控制管理措施等，应按规定报有关监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三条 本指引由中国证券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是当前人民法院为民司法的工作原则，由于调解给当事人带来判决所难以实现的诉讼收益和关系修复，调解成为当事人自愿选择或者司法人员引导选择的优先性纠纷解决方式。人民法院贯彻调解优先的规范依据既有某部法律针对特定类型纠纷解决之需要所确定的立法性规范，又有最高人民法院针对社会诉求和司法经验所设立的司法性规范，因此，司法人员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践行调解优先原则既是对法律规范的遵循与适用，又是对业务规范的理解与运用。根据当前的调解适用实践来看，调解优先存在诉前调解、庭前调解、当庭调解、庭后调解和判前调解五种实践形态。下文笔者结合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将此五种形态予以类型化归纳、分析和表述。

　　一、诉前调解

　　诉前调解是人民法院针对待受理案件的案情所进行的调解。诉前调解起着过滤纠纷进入诉讼程序的作用，根据“损害就应该呆在原地”的法谚，当纠纷在法院受理前被人民法院所化解，那么，由损害发生所引起的各种损失将得到有效地减少。诉前调解的启动、进行和成功常常取决于司法人员对于待受理案件调解成功几率大小的甄别和判断，这需要司法人员结合自身的调解知识、经验和技术乃至人格魅力来看菜吃饭、量体裁衣。

　　然而，并非所有待受理案件都需要进行诉前调解，对于案情复杂、争议较大、技术性强等案件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此时若进行诉前调解，既加重了当事人所认知的“起诉难”感觉，又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值得质疑的是：有些纠纷的案情很简单，但由于当事人的负气心理，坚决不同意和对方合作解决在“他者”眼中不应该进入诉讼程序的纠纷，由于调解需要满足当事人自愿的本质，对于这些当事人以诉来实现自身诉讼利益最大化或降低对方争讼利益最小化的纠纷，司法人员很难通过时间、精力和智识来进行诉前调解，以节省宝贵的司法资源和降低对方当事人的诉讼消耗。

　　二、庭前调解

　　对于难以成功地实现诉前调解了事的纠纷，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旦纠纷进入诉讼程序，那么，当事人就需要在遵从法律规范和遵守诉讼规则的前提下合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较之诉前调解而言，当事人地位的法定化差异必然引起当事人内心的变化、认识的慎重和行为的选择，由于诉讼结果并不一定是自己诉求得到法律认可的产物，且出于其争讼行为造成诉讼利益不断减损的考虑，有些当事人情愿以调解了事来实现自身生活的安宁或者在司法人员的合理引导下理性选择调解了事以避免拖诉给自身造成的额外损失。

　　然而，庭前调解有其适用的限度和成功的概率，实践中，通常存在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对于实现自身利益或者对抗对方诉求的“自信”，若不经过严格的庭审将难以实现其主张，因此，庭审的博弈预测将是当事人是否选择、促进和实现庭前调解的重要考虑因素。同时，有些纠纷就难以进行调解，如保险公司理赔的纠纷，保险公司出于道德风险的防范，其不愿意对调解案件进行理赔，虽然法律明文规定调解与判决具有同一的法律效力，但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限制了庭前调解乃至整个调解体系功能之发挥，因此，庭前调解并非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其需要司法人员在遵循节省司法资源和提高裁判效率的思路下有针对性、选择性和能动性地娴熟运用。

　　三、当庭调解

　　当庭调解是在法庭主持当事人在完成举证质证、辩论和最后陈述后进行的调解。由于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的主张已经以其出示的证据得以客观的表述，对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也能够有针对性的表述，审判人员对当事人证据的效力以及采纳情况也将予以说明，紧随其后的法庭辩论也能够充分的表达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的内心意见，那么，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的主张能否得到法庭的支持已经在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心中有了可靠的预测。在当事人难以再有那种证据“自信”的心理后，法庭的调解可以说是为当事人提供了可以选择调解了事的交流平台，由于当庭调解多由法官引导当事人进行理性磋商，“理亏”的或者丧失“自信”的当事人并没有丧失其“面子”利益，相反，与对方合作性解决纠纷反而可以表现出自己的通情达理，并且可以在证据已尽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诉讼利益。

　　由于当庭调解是法官在征求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必经的程序，因此，虽然当庭调解程序的启动可以由审判员依职权启动，但当庭调解的进行和成功仍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意愿。实践中，部分当事人不愿意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调解意见，而且常常会声称自己的主张还有证据能够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这就需要法庭依法确定证据提交的期限，此时，当庭调解可以为以后的调解或者判决向当事人打了“预防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当事人因不服裁判结果而选择非法行为。

　　四、庭后调解

　　庭后调解是指审判员在开庭审理后主持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进行的调解，这种调解既可能审判员在第一次开庭审理后主持的调解，也可能审判员在开庭审理完毕后主持的调解。庭后调解给了当事人在明了诉讼态势后一段合理的期限去思考和选择有利于自己利益实现的机会，是对当庭调解的息讼效益的强化，审判员若能够不失时机地对能够调解结案的纠纷进行调解，那么，就能够有效地避免因调解无果而造成司法资源的消耗和引发判决结案的后患。由于以调解化解当事人间纠纷具有让当事人“心服——自律”的效果，因此，庭后调解就具有正当性和可接受性。当事人在庭审完毕后，或出于脸面利益的顾及，或出于证据穷尽的无奈，理性的当事人当然愿意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在审判员的主持下，当事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征表出自己的通情达理、换取对方的宽容谅解、减少自己的利益损失。

　　五、判前调解

　　判前调解是指审判员在已经形成判决意见后根据个案可能存在判后隐患问题而进行的调解。行文至此，也许给读者一种“久调不判”的感觉，甚至是将调解优先原则推向了极端，并且违背了调判结合的原则。下文笔者简述一个真实案例来证明审判员对个案进行判前调解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一名老年妇女起诉与其丈夫离婚。该妇女自2001年其就与同村的另一名男子外出打工同居生活，然而，针对被告提出原告与第三人同居的事实，原告坚决不肯承认，被告一气之下不再参加庭审，并表示绝不离婚。在后来的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已经成年的三个儿子均证实了原告与第三人同居十余年的事实，由于原告坚决要求离婚但被告不同意离婚，审判员在足以证明原、被告夫妻感情破裂的证据支持情况下形成了判决双方离婚的意见，并且在判决书中确定了原告与第三人同居的事实。鉴于以往因离婚未使双方满意而发生凶杀案的事实，为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审判员通过双方的成年儿子向双方作思想工作，被告同意离婚但要求原告给予损害赔偿，但原告愿意给付生活困难帮助费但必须删除其与他人同居的表述，当审判员得知原、被告的想法时民事判决书已经制作完毕。此时，审判员说服其儿子，被告在其子的陪同下来到法庭和原告进行调解，最终，被告在原告给付其5000元现金的情况下同意离婚，原告也拿到了隐去自己与他人同居事实的民事调解书。

　　从本例中，可以解读出审判员针对个别纠纷进行判前疏导工作乃至判前调解工作的必要性，由于判决必须受到“起诉权约束裁判权”的限制，那么，被告难以获得离婚损害赔偿；同时，基于判决必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而作出，那么，原告与他人同居的事实必须表述于判决书中，然而，审判员在判决书已经制作好后仍愿意主持调解，调解的结果使原、被告双方均满意接受，若以判决结案而可能引发的隐患得到了消除，从而实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因此，笔者认为判前调解是审判人员在尊重生命、关心结果和注重效果的前提下贯彻调解优先原则的最高形态。

　　结语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除当事人程序性终结民事纠纷外，实体性纠纷的处理只能由人民法院采用判决和调解的形式来实现。我国经历了一种去调解到兴调解的司法实践，调解是人民法院探索在正视社会需求和满足司法诉求的有效途径，就本文调解优先的五种实践形态而言，诉前调解至判前调解的司法资源消耗依次增加和纠纷解决效率依次降低，然而，难能可贵的判前调解成功实践却征表出司法人员贯彻调解优先工作原则的用心程度和人民法院践行塑造和谐社会环境的司法绩效，因此，调解优先是广大司法人员在其裁判思想接受切合本地化生活样态司法知识洗礼后能动的、为民的和妥当的纠纷解决思维、策略和方式。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