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解放思想----- 浅议上海信息化立法

上海市信息法律协会 俞云鹤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日前召开的中共上海市委九届三次全会要求：“以更加解放的思想观念，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推动上海在新起点、高水平上攀登新高峰。”
可以预见，在2008年这新的一年，“解放思想，攀登新高峰”，必将成为上海全市各项工作的共同基调，上海信息化立法也不例外。笔者作为信息法律协会的工作人员，一直关注着上海信息化立法，曾经写过一篇短文《信息化立法：上海应向兄弟省市学习》。现在，面临“解放思想，攀登新高峰”的形势，愿敞开思想，就上海信息化立法谈些一己之见，起个抛砖引玉作用，以期对促进上海信息化立法尽微薄之力。
上海信息化立法要开创新局面，攀登新高峰，需要做很多工作，关键是首先要解放思想。当前，就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和上海市委全会关于解放思想的精神，要切实做到上海市委全会提出的“五不”，即“不背过去成绩包袱，不受习惯做法束缚，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受现有知识局限，不受地域观念限制。”
解放思想，就要不背过去成绩包袱。近年来，随着上海信息化建设和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上海信息化立法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为了完善信息化法治环境，上海先后出台《上海市社会保障和市民服务信息系统管理办法》、《上海市社会保障卡管理办法》、《上海市公用移动通信基站设置管理办法》、《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上海市企业信用征信管理试行办法》、《上海市个人信用征信管理试行办法》和《上海市公共信息系统安全测评管理办法》等政府规章，有关部门也出台了不少配套的规范性文件。2007年上海市政府经认真审议，发布了《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十一五”规划》，有关部门经市政府审定批准相继出台了《上海市信息产业“十一五”发展规划》、《上海市电子商务发展“十一五”专项规划》、《上海市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十一五”发展规划》、《上海市信息化法治建设“十一五”规划》等配套专项规划和行业规划。上海信息化立法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不应当对这些成绩估计过高，乃至背上包袱。事实上，上海信息化立法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上海信息化建设和信息产业规模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但是上海信息化立法很难说也名列前茅，还存在一些影响较大的问题。比如上海至今没有一部综合性的规范全市信息化建设的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在一些信息化建设的重要领域，如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信息安全、无线电管理等方面的地方立法相对滞后，信息化法治环境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不背过去成绩包袱，才能解放思想，明辨方向，开创新局面，攀登新高峰。
解放思想，就要不受习惯做法束缚。多年来，上海立法机构和政府法制部门，在立法方面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习惯做法。比如在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立项时，一般不采取制定综合性法规，而采取制定针对性、操作性强的单项法规的做法。以上海信息化立法为例，至今没有一部综合性的信息化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原因很多，但上述习惯做法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应该说，制定单项法规的习惯做法，在以往还是很有效果的，不能全盘否定。但是，面临上海目前推进“四个率先”、建设“四个中心”的新形势，上海信息化立法如果仍然热衷于制定单项法规的套路和观念，恐怕就会落后于形势，不利于继续保持上海在全国信息化建设中的排头兵地位。比如在全国四个直辖市中，北京、天津在2007年分别制定了《北京市信息化促进条例》、《天津市信息化促进条例》，重庆在2005年发布了无线电管理的政府规章，而我们上海至今没有一部综合性的信息化法规，《上海市信息化促进条例》还没有正式进入立法程序。由此看来，上海信息化立法要改变现状，符合上海作为全国信息化建设排头兵地位的形象，就必须改变以往习惯思维和做法，在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上狠下功夫，开创上海信息化立法的新局面。
解放思想，就要不为任何风险所惧。地方信息化立法确实不容易，一是信息化建设日新月异，信息化涉及的法律问题是全新的，信息化立法的难度很大；二是地方信息化立法的上位法很少，国家法律中真正称得上信息化法律的仅仅一部《电子签名法》，因此地方信息化立法的法律依据往往缺乏；三是地方信息化立法涉及的不少法律关系是跨省市甚至跨国界的，这些法律问题的界定和处理，往往不是某个地方立法机构或地方政府能妥善解决的；四是地方信息化立法方面的人才，相比其他领域立法人才而言，确实比较缺乏，有待于深入贯彻落实人才兴国战略，建立一支通晓信息化知识的立法人才队伍。因此，要搞好地方信息化立法，确实是有所风险和挑战的。然而，世界关注中国，全国关注上海，上海是全国信息化建设的排头兵，上海信息化立法面对风险和挑战，没有任何退路，必须切实遵照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在信息化立法上有所作为，有所创新，使上海信息化立法如同上海信息化建设一样，也成为全国的排头兵。
解放思想，就要不受现有知识局限。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我国也迎来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当前上海正处在努力实现“四个率先”、加快建设“四个中心”的关键时期，正在全力推进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建设。面对这样全新的形势，要搞好上海信息化立法，就必须与时俱进、更新知识，以正确、完整、优化的知识力量作支撑，加快上海信息化立法的进程，保障上海信息化立法的质量。为了在立法中不受现有知识局限，应当从体制机制上采取一些改革创新措施，比如除了通过各种教育培训和专题学习努力提高专职立法人员的素质和水平外，在相关部门建立信息化专家咨询制度，在进行信息化重大决策和地方立法时，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不失为一项有效的不受现有知识束缚的措施。上海市信息委实行这项制度已有多年经验，而天津则在2007年9月发布的《天津市信息化促进条例》中明确规定：“本市建立信息化专家咨询制度。信息化的决策、规划、标准制定、重大项目建设，应当经过专家论证或者听取专家意见”，这在全国信息化立法中是个首创。
解放思想，就要不受地域观念限制。上海信息化立法属于地方立法，从法律适用的角度看，仅对上海市行政区域具有管辖作用。然而，上海作为中央和全国各地十分关心的改革开放前沿城市，上海的发展与全国各地的发展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上海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全国。因此，中央要求上海努力实现“四个率先” ，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利更好地服务全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信息化立法，就不仅仅是上海自己的事情了。上海信息化立法的进程和质量，势必会对上海周边、长三角区域乃至全国各地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因此，同上海其他工作一样，上海信息化立法也要不受地域观念限制。在进行信息化立法时，应当自觉把上海放在全国、长三角区域、周边地区的大格局中来看问题、商对策、定措施， 以更开阔的眼界，更宽广的胸怀，更宏大的气魄，更扎实的措施，又好又快地推进上海信息化立法工作。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中禁止职工参与赌博，职工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中亦有禁止赌博的约定，职工仍参与赌博并被公安机关予以治安处罚，即构成对劳动制度和劳动合同之双重违反。用人单位据此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不违背劳动法律规定。

　　案情

　　原告罗平于1978年8月到被告重庆市农商行奉节支行（原信用社）工作，先后分配到新政、金凤、双店、龙池、万胜等分理处从事信贷业务。2010年1月1日，原告与被告农商行奉节支行签订《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劳动合同书》，合同中约定：乙方（原告）了解认同甲方所制定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禁止员工赌博和从事第二职业规定》等相关制度规定。同年3月，原告罗平被借调到农商行奉节支行风险管理部贷款核查组工作，主要职责为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后续核对。2011年6月21日13时许，原告罗平在奉节县永安镇人和街双扶公司“玉园宾馆”999号房内与刘杰、吴世刚、马从兵四人以打“软绵绵麻将”的方式赌博（单注50元），被奉节县公安局永安派出所民警当场查获，被该所作出奉公（永安）决字[2011]第50号《重庆市公安局永安派出所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罗平500元的治安行政处罚，罗平于次日缴纳罚款500元。2011年7月4日，被告农商行奉节支行行长张厚跃代表支行向职代会作《关于解除罗平同志劳动合同的报告》，与会31名代表在报告上签名；2011年8月30日，被告农商行奉节支行根据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行长与奉节支行行长张厚跃签订的《授权书》，依照《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禁止员工赌博和从事第二职工规定》等相关规定，作出《关于给予罗平同志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决定》，决定解除与罗平的劳动合同。2011年9月1日，原告罗平向奉节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该委员会于同年12月30日作出奉节劳仲案字（2011）第599号《仲裁裁决书》，驳回申请人罗平的仲裁请求。2012年1月5日，原告罗平向奉节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被告奉节支行[2011]154号文件的决定，恢复原告的劳动关系并补偿2011年9月后停发的工资。

　　裁判

　　奉节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原告与被告之间虽然存在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关系，但原告罗平作为劳动者仍应当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如果职工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用人单位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原告罗平于2011年6月21日参与打麻将的赌博活动，被公安机关当场查获，并受到公安机关的治安罚款处罚，事实清楚，原告罗平的赌博行为违反了《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禁止员工赌博和从事第二职业规定》中禁止赌博的行业规定。原告罗平身为农商行职工，明知赌博系违法行为且为本单位规章制度所禁止，仍然为之，属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行为；用人单位农商行的上列劳动规章制度，系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劳动用工管理制度，该制度中对违反劳动纪律的银行员工的处理程序和实体规定，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可以作为本案的处理依据；被告农商行奉节支行按照重庆总行的授权，对罗平参与赌博行为召开行长办公会议研究，向工会代表报告处理意见，工会代表均签名通过，工会无反对意见，并无不当，其解除与罗平的劳动合同关系亦不违法。据此，被告农商行奉节支行解除与罗平劳动关系所依据的事实清楚，适用的劳动制度合法，处理程序正确，故原告罗平要求撤销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恢复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本际不予支持。原告请求补发2011年9月后停发的工资的请求，因被告解除劳动合同不违法，其请求不能成立，遂判决：驳回原告罗平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本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1、本案中职工参与赌博并被治安处罚的行为性质分析。

　　本案原告罗平在被告农商行奉节支行工作了30余年，作为该行的老职工非但没能带头遵守工作制度和劳动纪律，反而参与赌博并受到公安机关的治安处罚，其行为构成了对工作单位劳动制度及劳动合同的双重违反。从被告单位的劳动制度看，《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五）项明文规定：“职工参与赌博、违规从事第二职业或中介业务的，给予开除处分或解除劳动合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禁止员工赌博和从事第二职业规定》第十一条第（二）项明文规定：“职工参与社会上赌博或与有信贷关系、工作上有直接利益或利害关系的客户进行赌博的，一律给予开除处分或解除劳动合同。”这些制度规定，既是为规范职工管理而制定，也是为保护职工免受纪律处分而设立。原告作为老职工明知而违反，从而导致了工作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之后果。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的约定看，2010年1月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劳动合同书》上明确约定：原告了解认同被告所制定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禁止员工赌博和从事第二职业规定》等制度规定，已表明原告罗平愿意接受该制度规定的约束，也明知一旦参与赌博将遭致开除处分或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后果。但原告罗平却违反双方的合同约定，参与赌博并受到公安机关的治安处罚。因此，原告罗平作为老职工不但违反工作单位的劳动纪律，也违反了自己与工作单位所签的劳动合同之约定，这种双重违反导致了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

　　2、本案中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性分析。

　　从法律规定方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四）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除增加相关内容外，仍重申了《劳动法》的上列规定。这表明，我国劳动法律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当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时，用人单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可见，本案被告作为用人单位单方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合同，具有劳动法上的法律依据。

　　从劳动规章制度方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本案中，被告农商行奉节支行所贯彻执行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禁止员工赌博和从事第二职业规定》，制定程序符合上列法律规定，内容不违反国家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且写入了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的约定内容，因而具有法律效力。该劳动制度既应成为被告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之依据，亦应成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之依据。

　　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看，本案被告农商行奉节支行针对原告违反劳动纪律参与赌博受到治安处罚的事实和性质，在重庆市农商总行授权的职权范围内，根据上列劳动制度规定，召开行长会议研究，向工会委员会报告处理意见，获得工会委员全部签名通过，将处理结果通知工会，该工会无反对意见，然后向原告宣布，送达处理决定。这一处理过程，表明被告作为用人单位对职工解除劳动合同是慎重的，也是向原告负责任的，且处理程序正当合法，既获得劳动仲裁的认可，也获得人民法院的判决支持，是值得其他用人单位学习和借鉴的。

　　（作者单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